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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籌仍未達標，同志仍需努力。

//五年前我們唱着《今天我》、《一起的撐》，到現時港人在商場一呼百應的《我願榮光歸香港》，抗爭永遠與音樂扣連。在兩大「國惡法」將至的時刻，仍有港人發動眾籌10萬元，組團出版《香港抗爭音樂誌》，訪問多位在亂世中仍勇敢高歌的唱作單位，包括黃耀明、樂隊野佬、鍾一諾等，並以插畫記載過去一年香港的抗爭大小事，當中亦會列出抗爭期間音樂作品的出版日期和內容，以音樂為時代做見證，以音樂捍衞出版自由。//

音樂. 人生

//延伸聆聽：〈絕望是一種福音〉黃衍仁 [2019]、〈無言者〉鍾一諾、泰迪羅賓 (ft. 蘇德華、劉以達、赤道) [2011]

香港命運共同體的構建，有〈願榮光歸香港〉作見證，但激昂過後，我們要怎樣維繫這關係怎樣才算香港人？怎樣才可不割席？怎樣才可互相溝通與理解？是追求一種新的「福音」，如同〈絕望是一種福音〉沉著而哀傷的輕吟在反問著 ; 或是在舊有「福音」作當代更新，像〈無言者〉則在凌厲的結他聲中控訴著。黃衍仁與鍾氏兄弟同是被主流邊緣化的音樂人，但他們的作品都在這十年留下獨特而深刻的印記，其名字不能不被記下。//

【盧斯達：習帝說要「有效影響國際輿論」，香港就有班社會賢達去外國「篤魁」光榮冰室】

中國人新移民教授黎明夥同其夫鍾一諾，在醫學雜誌《刺針》發表評論，批評疫症中有香港人的防疫意識與中國（和普通話）族群關聯起來，例子是知名黃店光榮冰室「不招待中國人」的告示。文章發出 4 天後，香港平機會就找上光榮冰室，表示店家「可能會被檢控歧視」。

是甚麼學術論文？

告洋狀和出口轉內銷，在這個崇洋媚外的殖民地並不少見。究竟黎明和鍾一諾的文章是否直接促成光榮冰室遭迫害，先不必一口咬定。我們看一些事件背後的人事和結構。

首先黎鍾二人的文章，連同標題約 469 字，是 correspondence，即信件、通信，類似「讀者來函」，不是鍾一諾介紹時說的「學術文章」，也不是「論文」，不是 SARS 病毒基因排序之類的學術論文。

其次，《刺針》的亞洲內容編輯，是一個名為 Helena Hui Wang 的中國人。中港台發去的文章，或內容相關，大概都是由中國人來審。一向被世界體系迫害和無視的台灣公共衛生界，一向批評這個現象。世衛受中國強烈影響，偏頗無極限，其他機構亦不會有例外。你談西藏新疆，很敏感，多數因為不同原因消失；但說香港人歧視、鬧西方歧視中國人，西方的政治正確和中國的政治正確都符合了，犧牲的只是香港。

這個問題其實遠非「大外宣」那麼簡單。一些人慣於默默衝撞禁忌，被打壓、被滅聲，一些人則衝撞受害者來取悅權力和具有權力的知識。《刺針》上一次涉及香港的內容，是一月間發表的一個心理學研究，對比政治動蕩下港人精神健康狀況；再上一篇，是去年在理大之戰救急扶危的醫生文德麟 Darren Mann 所寫，批評警方拘捕醫護人員，遠低於國際人道慣例，在文明國家聞所未聞。

進路的品位之分

對比之下，你就能看見所謂問題意識和關注點，有品位之分。以上的立論或研究，要不有重大的第一手經歷，要不是嚴謹的科學研究。黎鍾的文章，則近乎無的放矢，充滿社科宗教味，而且關懷的對象僅限自己。

當然沒有人規定不可以只關心自己。只是長期下來，足以令學者形象由研究學問的人，還原成另一種群學阿世、出入名利場之人。在去年政治形勢火紅火綠之際，在一個私人討論會上，人人都在說一些宏觀實際的政治形勢研判，何式凝則在不斷訴苦說自己因為害天水圍 80 個手足被捕，而遭「網絡欺凌」，令人失笑。

那一次就當何式凝只是一時未調適好情緒，但到了將近半年之後，何式凝仍然喋喋不休，繼續透過外媒批評自己受到恐亡恐嚇、相貌攻擊，謊稱自己只因「質疑勇武手段」就被批評，將自己鑲嵌入一個「女性受額外壓迫」的框架，假裝無辜，卻隱瞞了天水圍事件才是一切的原因。

何胡言亂語甚麼「運動歌頌激進這種傳統的男性價值」，其實何知不知道，前線有大量女人？「激進」為何會與男性聯繫起來？言則「和理非請願絕食」就是女性式抗爭？究竟何式凝知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？

預先批判是甚麼玩法？

全球的病毒數字，不是武漢最高嗎？對武漢乃至中國人戒懼，何罪之有？對中國人戒懼不等於就對其他人掉以輕心，只是對中國人更加高度留意罷了；其次，中國不准香港封關，民間就自救，包括對中國人敬而遠之，就被究責「要反思及正視內心深處恐懼的投射」，但有沒有聽過他們好發高論之餘，爭取或至少呼籲特區政府拿回權力，切實封關？有沒有究責北京中央政府不要再繼續隱瞞數據，讓香港人(和其他人)掌握疫情，以免恐慌？

或許有，也許沒有，但用力分別很大。究責北京，不會有光環，太出位可能危及教席；出力究責毫無權力的香港人，可以得到自己的「學術文章」刊登在外國學術雜誌，用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鬧香港的反對運動，分分鐘拿外國人權獎，因為你的東西符合西人一小撮學術菁英的口味。用力做甚麼、做甚麼不需太用力，聰明人都懂得。如果北京和中國人有做好本份，我們反應不合理，那你才來矯枉我們，ok？

對歧視和種族仇恨好反感？新疆集中營、西藏打壓宗教，真正的東西，又不見他們用吃奶力，在學術圈子呼籲 spotlight。去年，中國人製作了一隻殺香港人、「打曱甴」的遊戲，這些是不是種族仇恨？他們或會說，這只是一部份人，不代表全中國，中國也有好人的；那香港的歧視比例有多少？有統計嗎？如果說不能因為一些中國人染病，就定性整個族群；一些香港人敬中國人而遠之，怎可以定性香港的防疫就是「fuelled with prejudice against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」？病毒如果來自非洲而我們針對中國再來話我們歧視吧。

「歧視」、「仇恨言論」等概念，是美國、歐陸作為多民族帝國而產生的機制，在香港並不適用。香港的族群構成並非完全單一，但遠比歐美中國來得單一。動不動就將香港人的行為視為歧視偏見種族主義，乃強搬外國情境置於香港，削足就履，扭曲港情來供外國理論發揮。這十年，香港人針對水貨和奶粉等物資的抗爭，屢被抹黑為種族歧視兼法西斯再現，就是一個將中國人視為黑人、香港人視為白人的錯誤類比。這些人並沒有以一個香港人的角度貢獻學術技能、詮釋真相，反而附合不明港情的歐美白人，硬塞種族歧視的教條，乃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奴才。

當然他們並不委屈，他們得到境外支持，因而可以出口轉內銷。香港是殖民地，不只是權力，更在腦袋。這裡的人不是以中國人的心態來視物，就是以白人的心態視物。這種志得以滿的「自我否定」，正是殖民地產物的精華所在。

武漢爆發奪命病毒，習近平親自下令，「要做好社會維穩工作，有效影響國際輿論」，所以全世界的天朝主義同路人，就趕著出去製造「中國人被歧視」的歪論，從道德高地炮打各個主權國家和個人維護自己生命的權利，轉移中國隱瞞疫情、資訊不透明、劣跡斑斑，才是所有地方敬中國人而遠之的理由。全球都是中國的受害者，進步份子卻趕著去檢討受害者，厲害了。

訕君賣直者

最近《明報》也有類似的進步文章〈疫症觸發的香港運動陰暗面〉，作者說自己去歐洲和「反政府的基進組織」交流，不懂回答為甚麼有人舉美國旗、有人用 Pepe，諸如此類。作者當然透露出他有很多東西看不慣的新時代東西，但他的反感卻是奉著「國際行動者」和「國際人權運動」的境外權威。我不知道香港人魚死網破、被姦殺被墮樓，死傷無數之下，還要花心思符合那些「國際人權運動」的標準。我們符合了，運動就會成功嗎？

我們不符合，就代表我們應該自殺？Do you think we care? 我們有定性過這是國際人權運動嗎？長大吧，我們這樣一個全民參與沒有大台的運動，就一定要符合某些脫離現實的小派系的小眼睛小視野？憑甚麼這樣要求？拿國際來說事？這是 2020 年了，資訊爆炸，我們可不是不懂國際要靠「啟蒙代理」去分派「外國在說甚麼」。去歐洲見「反政府基進組織」，就來指指點點看不慣？那不是等於七八十年代，民智未開，未興自由行，去過日本幾次就自稱日本達人嗎？Come on.

作者當然亦陰魂不散地嘲諷梁天琦和黃台仰：嘲諷梁天琦的團結奮進性格，後來在警察內部都同樣出現。這樣的關聯寫作，就像猩猩和人類的基因很相似，所以我認為《明報》這篇文就是猩猩所寫；黃台仰去了德國流亡，作者就諷刺本土派明明「反移民」，到頭來卻要由德國的「國際主義」救助 — 這是販賣無知，黃台仰和很多人從來沒有一刀切反移民，他們是反對無限制、反對香港無權審批、反對本地人變成二等公民。

香港在無自身審批權力下硬生生塞入了百多萬外人，跟龐大的德國收容了兩個香港人，有可比性嗎？兩者造成的影響，能跟百多萬人在一個彈丸之地相比嗎？黃台仰李東昇作為難民，要循規蹈矩，要學德文，是難民，是客；中國人的母國，擁有香港主權，再背後有一個要殖民溝淡香港人的長期政策，跟德國可以相比嗎？香港人有殖民德國之嫌嗎？拿難民和單程證去比根本比喻不倫，我們香港人可沒反對酷刑聲請。

也許是 2010 年以來的左翼社運，在這個運動並沒有特別的發言權和主導力，內心也有一點不舒服，死剩的，就在中國病毒爆發的時候抓緊機會批評香港人。他們也變不出甚麼新玩法，都是罵香港，拿去外國賣；拿外國做權威壓我們，爭自己的話語權。這便是《萬曆十五年》所說的「訕君賣直」，嘲笑自己人，來顯示自己的正直，再拿去外國賣，這也是他們圈子的貨幣。

有意義的變革ㅤ是不會每個人都開心的

到最後左翼的狂想還是「我們何不把這個反抗運動的身份認同提升，跳開民族論」，他們本來就不喜歡國族或民族觀念，這是他們的社科宗教信仰，卻包裝到好像理性。就算明知「我們是香港人」的認同根本是政治的基礎，也是二百萬人的抵抗能支撐下去的唯一所持。他們呼籲解放覺醒，但一群人走在解放覺醒的道理，就會形成敵我親疏；左翼繼而不喜歡群體界限，不喜歡到寧願香港一齊沉淪，變成第三世界，也不願看見任何國族先獨自解脫。

所以他們不喜歡「光復香港，時代革命」、不喜歡《願榮光歸香港》，不好意思大力批判 2019 年以來的運動，於是滿懷心事重覆自己始終認為「運動蘊藏種族主義排外氣息」，以示自己沒有同流合污（擁抱獨一無二的香港人身份認同）。

他們也不喜歡梁天琦，但左翼進步份子太過封閉，太舒適，總是不理解自己批評的東西。也許梁天琦終會變成跟他們一樣，到時左翼和自由派會說，他馴服了、他改好了，放棄了排外和種族主義。梁自始至終都在別人的誤解中，多可憐。

就像港漂也總是有兩種，一種是放下前塵，積極融合；一種是永遠的貌合神離，一天到晚想擴張自己的影響力，卻總是要以中國人的本位來重寫香港精神香港價值，來令他們自己舒服。

鍾、黎、何以及一些思想乖辟的左翼，早就已經選好了自己的路線；香港作為國族，亦已選好自己的路。前者會不斷批評和搞破壞，雖然一個主體總需要反題。政治運動不是賣雪糕，Nation building 亦往往不是 happy ending，它帶來血與火而不是奶和蜜；過程中會有人不開心，不會所有人都很開心，特別是世界公民或華心未泯者。